我眼中的香港政治

自網路上的Marriam Webster 字典，「政治」，又或者是，Politics，最直接的釋義，是「the art or science of government」，譯作「行政府之藝術或科學」；但，在我眼中，最為精準地形容「政治」這詞的，莫過於在第五項a列指出的一點：「the total complex of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living in society」，簡單而言就是「社會住民當中複雜的關係」。

政治從來不簡單，但本文打算做的是，將我眼中看的政治，簡單化，以表達出我所對於香港政府的感想，將這些複雜的關係，在時間的關係之下，被簡化成一個對立段。

之所以會想要寫這文章，而在得知道內容會引來筆戰、筆伐、各種扣帽子的情況之下，依舊堅持去寫，乃是因為，我身處的是一個處於兩個立場極端相迴，各自排斥的世界之下的一個夾心人。我想要嘗試去做的，乃是指出這兩方矛盾的癥結，不再拘泥於什麼「深層次的社會矛盾」。那是社會學家和文學家用作來文過飾非的漂亮說話，而這不適合我這個粗人。

兩方——這裡指的，是香港的政治生態，泛指支持保王、反對民主派和反對保王、支持民主派（指長毛等毫無犧牲的民主派，又特指以網路討論為基礎的網民）的兩方。這裡簡化成「兩方」，而排除了任何支持民主、但同時支持保王的可能性，又或者是相反，既不支持保王也不支持民主的可能性。之所以會一面倒沒掉了這兩方，乃是因為這裡面的族群不夠多，而這是比較理想化和比較理性地考慮兩種情況下，所得出的結論和情況。

這兩方的矛盾是什麼，明顯可見。前者的保王大多是中產，有職，生活安定，又或者是一些我們會稱之為「無知」的婦孺。基於政府的政策對部分的中產有利，在利益相扣的情況下，中產自然會選擇支持政府；部分的所謂婦孺，則是只是因為某天參加了某個議員的月餅團購，又或者是某個議員的部下解決了自己的家庭糾紛，故此投票給那些議員。

他們對於反對派，問得最多的說話就是，「平反六四對我會有什麼好處？爭取民主會對我有什麼好處？七一遊行對我有什麼好處？」，看起來很市儈，實際上也是很市儈。反對派對此的答案，已經因為被問得太多，說得太多，結果從開始的解說，到了中間變成不理會，最後又變成了恥笑，群插，圍攻，隨著Facebook、高登等等的興起，一傳十，十傳百。瞬間，懷著這些論調的人，從一個普通市民，變成了論壇有著六個小時名氣的緋聞明星，戲碼，比艷照門還要有趣，好看。

後者的反對派，爭取民主，自由。他們或是現代的知識分子，又或者只是一些八十後，九十後，或只是一個活得很苦的藍領，工人；他們知道，要改善現在的情況，靠自己做工、賺外快，就算出動到傳聞中的炒I-Phone，還是根本不可能買到一層樓，弄不到在一個自由政體之下應有的自由，沒得安居。基於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理由，他們除了在炒I-Phone 的同時，兼職炒I-Pad之外，還得上街，示威，抗議，衝擊政府總部，希望我們的政府是有感性和對人民有憐憫的一個團體，我們會出現第二個董建華主動辭職。

反對派說得最多的說話就是這些：「反對×××」「要求政府×××」「政府××××可恥」「爭取××××」，當中你可以填入每年7.1 遊行會聽見的口號，例如說最近很熱的國民教育、膠粒污染事件，甚至說略略遠一點的遞補機制，網路二十三條，雙非孕婦，三三四學制。反對派總有大條道理去支持自己的立場。他們會肯花時間，去援引對方提出的數據，思考對方立場的漏洞和問題的所在，例如說要支持「民主和平反六四是重要的」，他們會援引出人的言論自由和政治開明等等的問題，也很願意和別人討論——最起碼，在起初是這樣的。

我們的兩大陣型，勢成水火。結果就造成了現在的局面：大家都不肯為對方妥協，結果喊民主的繼續喊民主，保王的繼續保王下去。

到底是什麼出現了問題？

要去理解這個情況，我想，我們先得從一些基礎的資料開始討論。取大家最為支持，網民最為受落的政黨社民連為切入點，社民連的立場接近香港網民的反對派，在大部分政府議題上均不同意政府。在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，社民連得票十五萬三千多票，佔全港投票數的一成一。

同時，建制派得票三成九快四成，當中民建聯得票兩成二，成為全港得票量最多的黨派，緊隨其後的是民主黨，兩成。社民連排在第四，只是香港的第四大黨。

縱然，有人可能會說，自從梁振英一役之後，整個建制派已經開始分裂，而自零八年至今，香港的政治光譜已經大大的改變——但我想要表達的一點是，和網民有著接近立場的社民連，只有一成多的選票。除非本屆的立法會，社民連突然之間多了十多萬有投票權的選民，會因為黃毓民和劉偉業和長毛等人的拉布戰、七一大遊行，或是社民連那些上電視的行動，而支持社民連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，社民連的立場，依舊是一個小數。

試想想這個情況；假如我們所要求爭取的民主，一人一票選特首，的確可以在某天被香港政府，按照我們所說的那些自由、博愛和公民平等而被實現，按照這個票選比例去選特首，最後選出的特首，又會是屬於哪個陣型的特首？答案，不言而喻。

無論是報紙還是新聞，我們都是選擇性的無視了，一個完全的反對派作為少數的可悲現實。我們常說這年的七一，有接近四十萬人上街示威遊行，卻忽略了，當中那四十萬人，有多少票會流到反對派手上。我們也常說，最近反國民教育的大遊行，有九萬人上街示威，抗議國民教育強制執行，但沒人想過，到底那九萬人當中，有多少萬人會在選舉裡面投票給社民連，有多少人又會投票給親近政府的民主派，又有多少票會給了那些建制派。

回到建制派的論調，作一個簡單的總結：如果，靠著每年在七一喊口號，我們就能爭取到民主和二零一二的普選，上面那十五萬的數字，想必最少要多一倍。

我想要證明的是，靠單純口講，宣誓自己的民主理念，在香港不會有用。最起碼，這是建立在我們期待二零一六會廢除掉功能組別的想法上。

香港人很現實。沒有共通一致的議題，例如說如果沒有了國民教育，師奶和高登仔不會走在一起，而只會互相排斥對方。沒有普選，大家就會上街示威。同樣地，針對建制派的支持者，沒有對支持者有利的政策，建制派就不會上台。對一個年達八十的老伯，建制派用月餅和溫情做說辭，反對派對他說「民主」「自由」「博愛」，這要如何說服對方，讓對方知道這些難得的溫情，不及香港大局的核心價值要重要？對一個中產，你覺得你所開出的一張沒有保證日期的期票、和建制派能給出現滔滔的政策、優惠，誰會比較容易接受？我認為，對於一個如此現實的民族，尤其是以香港來說，這根本就是癡人說夢。

我們上街，本來就不是為了什麼理想，也不過是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；我們，又一直都拒絕正視，自己的所謂權利，所想要爭取的東西，乃是建基在無數天真的假設和不知道什麼時間才能兌現的承諾之上，而我們的對頭——建制派，所能給出的，是現實的條件。我們將時間用在攻擊建制派，但卻從不考慮，為什麼我們不能模仿建制派，在街頭派粽子，而要將時間花在毫無意義的批鬥，將寶貴的時間和精神，用在釐清一些過於細微，又或者是重申一些大家一早已經知道的概念之上。

我們將這拒絕的理由，美化成「因為我們不甘於這種手段」，而繼續去強調我們那些高貴的烏托邦。我們理想化地妄想著，只要我們繼續的遊行著，市民就總有清醒的一天；只要我們繼續閉門造車，在網上繼續發無數的文章，申明民主的利益和香港應該有民主的理由，就能說服那些從來不會去理會自己的中產和其他的小市民，卻忽略了背後隱藏著的商家，持分者。我覺得，這樣下去，社會只會陷入一個無了期和無休止的辯論循環，大家就一路重複著自己的論點，卻找不到突破點所在。

香港是個利字當頭的社會。我覺得，要突破，先要找到共識，一個能大多數人支持自己的共識，而不是一些單純靠著口號式的「民主」，「普選」等的對白。它要是實際的行動，例如說實際的地區工作，很實際地去充當建制派一直以來的職責。要爭取民主，我們就先得要拋開手段上的枷鎖，摒棄舊思想。例如說，別抱著舉辦三天兩夜番禺野生動物園旅遊團去箍票，就是骯髒不已的手段。因為選票沒有顏色，沒有骯髒與不骯髒之分。我們會過問選票有沒有用了假戶口，但不會去問選票從什麼人的身上而來，這是因為選舉就和高考放榜一樣，考得上、升大學的就是精英，考不上的就要選次選，三線，甚至一年後請早，遊戲規則來得殘酷，簡單，而從來不會有人問狀元花了多少時間和多少補習費去補習。

我們也需得面對現實，明白那些不現實的討論，寄望共產黨會在香港消失、中聯辦滾回內地、駐港解放軍會回到廣東、香港回歸英國獨立，乃是只會在社民連上台之後才會發生的事情。我們要明白，在這短時間之內，詹培忠的什麼「民為客、權為主」的歪論，是一派胡言，但亦是潛遊戲規則。要在遊戲規則內爭取民主，我們就得按照人家所定的遊戲規則來玩，因為這世界不是有理就能走天下，政府也不會因為大家需要居屋而忘記李嘉誠和地產霸權。

我們需要放棄無謂的爭拗，明白到這只會陷入到一個萬劫不復的循環，而將大家的利益共同化成一條生命體。人多，談判的籌碼自然多。我們要想，如何從那些我們不可以妥協的條文之外，擠出能保留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條文。這不是保留民主那麼簡單，而是真正的，作為一個執政黨應有的承諾，而不是單純的否定。假如中產給了我們民主，我們可以保障中產的什麼權益？我們又真的可以給路邊路過的阿婆兩個月的生果金，以確保老人支持我們的立場嗎？大家都懂得否定，但會懂得提出意見補充這些否認的人，少之又少。

要從少數派妥協，我們就不得放下那些漂亮的理想，先從理想中求現實，再看看如何從現實中求理想。

我們固然需要持有底線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們需要知道，什麼樣的東西可以犧牲，我們到底又能犧牲什麼。

政治，在我眼中，不是單方面的妥協，也不是單方面的要求。

這複雜的關係，其實，還可以簡化成一個簡單的字詞。

利益。

這就是我眼中的香港政治。